口述者：余勇（曾任区政协主席，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等职）

    采访人：郑梅珊子

    “改革开放和我个人的工作经历休戚相关，我是1974年12月参军入伍的，在解放军空降兵部队当了四年的特种兵，1979年3月退伍回到杭州，进入公安系统工作。可以说从我踏入社会工作开始，我就搭上了改革开放的顺风车，亲身参与了我们国家从百废待兴到如今繁荣昌盛的发展历程。参加工作40多年，我对政法工作是有着特殊感情的，特别是2002年底，我到上城区担任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更是和平安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余勇说，上城区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连续13年获得了“省平安区”的荣誉，去年更是获得了全省首批平安金鼎，这让他深感欣慰。

创新，用电子监控织好平安网

——寻根杭州最早的“雪亮工程”

    “现在全国都在推广‘雪亮工程’，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啊——通过布点监控、整合监控资源，让社会治理的眼睛雪亮。你们知道吗，杭州市最早将视频科技手段运用到街面监控的就是上城。”余勇回忆道，2003年，杭州最热闹的地方要属龙翔桥一带。那时龙翔服饰城、兴和服饰城、明珠百货、工联大厦等商场陆续开张，加上当时龙翔桥一带还有杭州公交总站、胜利剧院等吸引着大量人流，治安、交通秩序比较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湖滨派出所提出想搞街面监控的想法，我认为这个想法如能付之实施，对社会治理一定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后来，经过反复调研和专题研究，我们决定开展科技防控三年规划，把延安路作为路面监控第一期试点。”

    做街面监控涉及租用网络、安装探头、平台操作等问题，成本不小。为此，余勇一方面多次与有关部门沟通，商量降低线路租金以节约成本的办法；另一方面发动龙翔桥周边的商家筹资。“我们当时做监控的目标，就是将路面监控与各大市场内部监控形成互补，进而也能更好地保护商家利益。各大商场都很欢迎安装监控。”就这样，建设经费筹齐了。

    由于这项工作“前无古人”，没有相关经验可供借鉴，在监控运行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个别监控被绿化、广告牌等遮挡。尽管如此，这是一项从“无”到“有”的突破，开创了杭州市大范围公共场所采用先进科技手段加强安全防范的先例。那一年的国庆节前，这套视频监控正式启用，运行仅2个月就发现了250起警情，依靠监控系统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94名。

    “这项工作从开始设想到运行，我全程参与，有关部门和沿街商户对这项工作的支持、百姓们对政府行为的理解以及基层民警们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余勇说，后来大家趁热打铁，继续实施科技防控二期、三期工程，到了2005年初步形成了基本覆盖全区主要道路、繁华商业街区、休闲旅游街区、重点要害部位的社会治安动态监控系统，提升了百姓安全感，为上城区的“平安创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服务，以人民为中心创新社会治理

——垃圾清洁直运和公共自行车的由来

    “在我职业生涯中，有两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最能诠释‘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

    改革开放过程中，当发展建设和人民利益相冲突的时候，秉承着“实事求是”和“以人为本”的原则，杭州的“垃圾清洁直运”应运而生——经全面调研和详细周密的可行性论证，市委、市政府在2009年底提出了要打造“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垃圾直运“杭州模式”。2010年1月15日杭州市委、市政府联合发布《关于推行垃圾清洁直运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杭州六城区范围内所有新小区不再新建垃圾中转站，通过“桶车直运”，“车车直运”等办法，做到垃圾不落地，垃圾不外露。

    与之类似的还有杭州的公共自行车“小红车”。“我记得2007年的时候，湖滨辖区的租赁自行车一度泛滥，这些自行车都是私人的，游客交200元押金，每个小时收2元租赁费。由于成本低，一公园到六公园一带的租赁自行车越来越多，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我们多次开展专项行动进行整治但成效甚微。在整治租赁自行车过程中，我们也做了深刻思考。”余勇认为，租赁自行车之所以屡禁不绝，是因为百姓和游客有需求。“我们通过多种途径向市里汇报反映，认为既然老百姓有需求，可以想办法将其合法化，甚至由政府来做这个工作。”

    2008年，杭州的公共自行车“小红车”诞生了，不仅是西湖边，小区、车站、马路边处处可见它们的身影。不合法的租赁自行车逐渐消失。而免费的“小红车”，在国内外“圈粉”无数，它成为了杭州的生活方式。

    “上城区在这两件事中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而我作为亲历者，看到一件棘手的问题，一件社会治理中的难题，也能催化出社会治理创新的火花，演化为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成果，让我对平安工作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余勇认为，平安创建，不仅是不出事、不闹事，创建平安的过程，本就是“危”“机”并存，能为社会发展及治理提供源源不绝的创新动力。

采访人郑梅珊子后记：

    得知要采访余主席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激动又忐忑的。激动的是，我成长在一个政法世家，而余主席曾担任过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这让我感到亲切，不仅能深入了解上城政法工作的历程，还能从他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忐忑的是，自己对他缺乏了解，不知道具体写些什么。于是我根据余主席的工作经历，以及那几年上城的情况，初步形成采访提纲。老干部局热心地帮我联系上了余主席，我们首先谈了写作思路。

    余主席说，接到通知后，他也连夜做了准备，翻阅了自己的工作笔记，回忆了当年让他难忘的事情。为确保无误，接下来的日子，我先后到区档案局、区公安分局、湖滨派出所、湖滨指挥部等部门收集资料，采访当年参与的工作人员……

    9月6日，余主席再次到区里，和我详细讲述当年的那一段段历史。那天，我看到余主席带来一个大大的档案盒，里面有12本工作笔记——那是他在上城工作的全部笔记，从2002年12月开始直到退休。在讲述时，他不时地翻出当时的工作笔记，上面清晰留着各个会议的情况。当他不确定时，他还打电话询问当年的“老搭档”“老战友”，进行再三确认。

    为了完善这篇口述史，余主席顶着烈日，前后四次来到区政府，这种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工作的严谨再次感染了我。

    余主席身上关于改革开放的故事远不止这些，他亲身经历的，还有上城区连续多年获得全国普法先进区、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的寻访和中国社区建设展示中心的创立等。余主席说，在他看来普法是一项治本的工作，它就像一剂中药，见效虽慢，但做好了，调理的是社会治理的内在，惠及的是子孙后代，夯实的是平安上城的基础。而新中国第一居委会的寻访则是我们始终坚持忠于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写照。

    以前的我，对改革开放只停留在表面理解上，而如今，我深深体会到老一辈对工作的满腔热忱、对历史的一丝不苟、为了人民的兢兢业业……正是因为这种严谨而敬业的精神，才有了现在美好的上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