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杜高，男，汉族，1922年11月出生在杭州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1945年8月在杭州正纪绸厂做工。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4月在福建支前四大队开展支前工作，任队长。1960年10月任上城区城建局局长。1963年7月任上城区建交科科长。1976年在上城区六通办公室工作。1979年4月任上城区房管所党支部书记、所长。1983年12月离休。

　弹指一挥间，张杜高已是99岁高龄的老人。看到现今上城的发展，张杜高很欣慰。他说：“生活在现在的年代非常幸福，我们不能忘记过去的事，要想到解放军赤脚进城的苦，牢牢记住初心，不能贪婪腐败，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好日子。”

　不畏强权 敢于抗争

　张杜高出生于杭州一个普通丝织工人家庭。12岁时，他进入了私人丝绸小作坊当学徒。20岁那年，他在杭州一家绸厂做临时工。老板是日伪宪兵队秘探长汪一天，对待工人十分凶狠。张杜高每天日夜两班轮流，从早上5点到傍晚5点，每班12小时，工作强度很大。

　一次，一位上夜班的工友发高烧无法来上班，工头不由分说，第二天早晨就在黑板上挂牌开除了他。张杜高同情工友，十分气愤，便联合4名工友与工头抗争辨理：“谁都会生病，要开除就连同我们4个一起开除，宁愿饿死在外，也不愿一生病就被开除！”面对他们的抗争,工头不予理睬，张杜高和4名工友愤而辞离。

　这次抗争，让张杜高看清了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残酷本性，领悟到工友团结的可贵，也积累了一定的工运斗争经验。1947年8月，张杜高在杭州正记绸厂（解放后的杭州九豫丝织厂）团结工友，要求老板增加工人工资。为了平等、当家作主，张杜高组织了10余名工人罢工，这10多名工人分别操作着10多台丝绸机器，整整停工了一周，同时张杜高还联动了附近其他4家丝绸厂的几十名工人一起停工。此时，张杜高已加入了外围组织，以工人身份参加庙会等活动。

　就在张杜高团结工友与资本家抗争没过几天，组织通知他：“你老板愿出十担米，要送你去坐牢，一旦情况紧迫，马上离开杭城。”为此张杜高离开了工作4年多的正记绸厂，转移到别处继续开展地下工作。

　不畏艰险 投身革命

　张杜高在外围组织的时候，邻居章正明同志注意到了他。后来，章正明成了张杜高的入党介绍人。

　1949年4月10日深夜，在城郊外的护城河边，章正明拿出一本红色刊物，将它摊在地上。借助月光，张杜高面对刊物上的党旗举起右手进行庄严的入党宣誓。宣誓毕，章正明郑重地告诉他，即日起，他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代号为401。并向他阐释了地下党工作的纪律要求，要他组织更多工友以庙会的形式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和腐败。

　4月下旬，接到组织通知，解放军快要打过钱塘江，杭州就要解放了。张杜高暗自欢喜，却仍然要在狼窝虎穴中保持警惕，四下观察周遭的一切。此时，张杜高的主要侦察任务是加紧了解、摸清敌情，掌握敌军弹药库、粮库的位置。

　张杜高一直以卖条头糕的身份作掩护，有烘箱等一整套工具，不会引起敌人怀疑。那几天，他会特地去杭州机神庙（现机神新村）附近转悠。此前卖条头糕时，他无意间从老百姓口中得知，这里正是国民党存放弹药库的地方。经过多次侦察发现，该地确有装甲车进出，运送重武器，且守卫森严。在华藏寺巷，张杜高又从老百姓口中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该地是国民党的军粮仓库，国民党的安保人员也在这里。记录下情况后，张杜高马上向上级作了汇报。

　不畏孤寂 继续潜行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这一天，张杜高早早收摊回到家中，回想前前后后应该跟组织汇报的消息是否都已经上报，确认没问题后，张杜高关上门，搬了凳子坐下。因为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他不能暴露身份，只能在家中静静等待杭州解放消息的到来。

　同年5月6日，组织上派张杜高同下城区王马巷一个叫孙文成的人联络。他与张杜高谈话后，交给张杜高的第一个任务是到陆军监狱报到。报到后不能外出，一直等到晚上12点多，张杜高坐上接驳车到达西湖区拱宸桥码头，与解放军一起参加了秘密大行动——杭城敌特电台大搜捕行动。

　解放军派出一个营的部队在杭城多处同时进行大搜索。拱宸桥轮船码头一带早已被戒严，从上海来的官员家属被一一拉开皮箱，接受检查，主要是检查电台、枪支与证件。当晚的搜捕大行动中，张杜高还执行了配合解放军抓捕特务的任务。因为张杜高是杭州本地人，解放军是北方人，为了不引起特务察觉，先由张杜高敲门，用杭州方言喊特务的名字，然后解放军再从后门冲进去。双方高效配合，解放军成功在拱墅区大同路逮捕了一名躲藏在厕所里的特务，并搜出了电台，此时天已经快亮了。

　做地下工作随时可能发生危险，张杜高早早做好了准备，在家中备了一个一米多高的大缸，万一遇到异常情况，他便能攀上缸口，迅速窜上屋顶快速转移。为了保护组织、保护自己，张杜高的党员身份一直是保密的，直到1955年才公开党员身份。